《黄衫客传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赵玥
内容提要 《黄衫客传奇》是晚清外交官陈季同对于《霍小玉传》的再创作。虽然名为“小说”，但《黄》构成了陈季同自我民族志书写的一部分，介绍了丰富的中国民间俗文化，塑造了茶香诗意的文化中国形象，以及善良宽容的中国人形象。陈氏笔下的中国形象根植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南方，并时时参照西方文化，细节上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错位。这既是陈季同作为游走于中西方文化的外交官的主动选择，也顺应了当时法国文化界，尤其是浪漫派作家自18世纪以来对“文化中国”的期待视野，因此在法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黄衫客传奇》；陈季同；中国形象
引言
《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是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对唐代蒋防之《霍小玉传》的再创作。陈氏没有满足于像在《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中对待《聊斋志异》的26篇故事那样，仅进行翻译和少量改动，而是把这篇三千余字的传奇扩展成了一本314页的小说。他在讲述主干情节的同时，加入了大量篇幅，积极塑造本民族的形象，以对抗来自西方的偏见。以下就陈氏塑造中国形象的策略，以及陈氏笔下中国形象的特点和成因展开讨论。一、丰富的民间俗文化画卷
《黄衫客传奇》的副标题为“中国风俗”（Mœurs chinoises），这既与陈氏其他著作保持了主题上的一致，又呼应了19世纪法国文坛对风俗描写的热捧。陈季同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从标题到内容都可以看出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大受欢迎的《法国人自画像》（Les Français peints par eux-mêmes，1840）的影子，而后者的副标题便是“当代风俗”（Mœurs contemporaines），编者继承了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品格论》（Les Caractères）的旨趣与结构，集合了当时众多知名作家的小品文，意图“生动展示人民的风俗和品格”。陈季同的《中国人的戏剧》（Le Théâtre des Chinois）的副标题叫作“比较风俗研究”（étude des mœurs comparées），延续了风俗研究的风格，似乎又是在致敬巴尔扎克的“风俗研究”。另外，《中国人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和《吾国》（Mon pays, la Chine d’aujourd’hui）也继续了这种“自我民族志”的书写，陈氏的这些著作展现了丰富的晚清民间俗文化画卷。陈季同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其演讲和报刊文章的结集，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人自画像》的23篇文章中，除了《欧洲社会》和《东方与西方》外，均聚焦中国，介绍了家庭、宗教、婚姻、女性、文人、诗歌等主题。而陈氏在《黄衫客传奇》中也延续了他一贯的主旨，即“如实地介绍中国，我会以本人的见闻经历为依据，以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为风格，来描述中国人的习俗”（2006d：5）。法国媒体也认为这部小说“是描述中国思想和风俗的系列著作之一”。这部小说一开篇就是对南京景物的描写；而在后文通过李益、小玉的蜜月旅行，又花大量篇幅介绍了苏杭风光。在介绍中，作者也时时不忘穿插中国文化元素，如赞颂西湖的诗歌，以及游览太湖时对西施故事和苏小小墓的描述。故事情节中还渗透着对会试、饮宴之乐、家居布置、花园景物、女性之美、寺庙、家祠、婚礼、丧葬习俗等的详细介绍。这些主题与陈氏其他著作的主题相互呼应，互为参照。例如《黄衫客传奇》第16章详细描述了李益与卢小姐的婚礼，涉及聘礼、助兴的音乐、仪仗等。这大段的描述似乎与小说的主线情节关系不大，但是却切合了陈季同创作的初衷；进一步审视这段描述，会发现它基本是对《中国人自画像》中《婚姻》篇章中的一些内容的援引。而陈季同在《黄衫客传奇》中赞颂女性外貌的时候提到了“娇小的双足”（2010：70），这也与陈在其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缠足习俗的维护是一致的。对鲍夫人的介绍中，作者不惜篇幅地描绘了她首饰铺中的珠宝，着意刻画出一个富饶中国的形象，这也与《中国人的快乐》中对中国人家居装饰的某些描述相呼应。陈季同之所以选择用“自我民族志”的方式改写《霍小玉传》，描绘一幅富饶的理想中国画卷，是由文学内因素和文学外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在文学场内部，改编的主体——陈季同——除了具有研究者们一再强调的福州船政学堂的学习经历和十六年旅欧生涯之外，也接受了良好的国学教育。从投身文学创作之初，他就坚持以权威的姿态引领外国读者进入中国文化的世界，同时，作为“局内人”使用法国读者熟悉和易于接受的语言和风格进行他的文化介绍。在他旨在向欧洲读者展现中国的系列作品中，时时可以看到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介绍和改编。1889年出版的《中国故事》译介了《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以法文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同年，《民间传统杂志》（Revu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刊载的陈季同关于中国女性的文章中介绍了冯梦龙《笑府》中的一则故事和谢肇淛《五杂俎》中关于戚继光惧内的故事。而《吾国》中的《汧国夫人传》则是对另一则唐传奇《李娃传》的转译。因此，陈季同选择改编《霍小玉传》这部聚焦女性和爱情的唐传奇，与他一贯的创作方向是一致的。在文学场之外，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陈季同作为晚清派驻法国的外交官，驻法期间正是中法关系紧张，甚至是中法战争爆发阶段。那时，中国的形象在欧洲日益变形，不尽光彩。“一切愉快的、细腻的、快乐的东西，都被说成是高卢的；一切奇怪的、钻牛角尖的、扭曲的东西，就成了中国玩意儿。”（2006a: 55）除了在外交场合维护中国形象，陈季同面对法国媒体对于中国现状的种种批评，也尝试以讲座和系列法文著作的形式“自卫”，“试图破除偏见”（2006c: 2）。他除了在《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等著作中极力宣扬中国在政治制度、教育和人才选拔、生活娱乐方面的种种优越性，也尝试通过讲故事这种更受法国民众欢迎的方式介绍中国风俗。《黄衫客传奇》虽然名为“小说”（le roman），似乎旨在讲述一个才子佳人的悲剧爱情故事，实则与陈季同其他著作一脉相承，背负着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风俗的任务。二、茶香诗意的理想中国
那么《黄衫客传奇》中所展现的中国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陈季同勾勒出了一个茶香诗意的理想中国形象。作者在推动情节和描述场景时，经常使用诗歌形式。书中直接出现了六首诗，分别在李益跟随韦夏卿去妓女莲花处饮宴时；李益、小玉订立誓约时；李益赞美小玉时；以及李益、小玉赴苏杭游览时。这与陈季同一贯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视和审美保持了一致。《中国人的快乐》中共引用了51首诗歌，而《中国人自画像》中有两章内容专门谈论诗歌。与当时中国诗歌批评的习惯不同，陈季同在介绍和赏析传统诗歌时更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他认为：“爱情及其失望，悲伤及其忧郁的情怀，失意的痛苦，这些都是诗人们用寓意的形式最经常吟咏的题材（……）另外一些诗描绘田园生活的乐趣、风景如画的大自然以及友情的慰藉。”（2006d：118）在介绍《诗经》时，陈氏引用的4首诗中，有两首是爱情诗；而在关于唐诗的篇章中所引用的18首诗中，9首是抒情诗，4首为田园诗。在《黄衫客传奇》中，陈季同延续了自己对诗歌题材的选择标准，所引诗歌或歌颂女子的美貌，或表达真挚的爱情，或描绘景物的绮丽，均与美好的事物和丰沛的感情相关联。除了直接引用诗句，《黄衫客传奇》也介绍了诗歌在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小说开头，韦夏卿带李益去莲花家，还没进门，韦先吟唱了《莲花吟》来歌颂莲花的美貌；登堂入室之后，应莲花的要求，韦夏卿把诗句写在扇面上；饮宴中，莲花再次吟唱了这首诗以及杜甫的诗来活跃气氛。通过这些描写，读者能充分感受到，诗歌在中国士子的生活中简直无处不在。除了字里行间洋溢的浓浓诗意，《黄衫客传奇》所勾勒出的中国文人的生活还透出浸润着袅袅茶香的典雅。李益的出场被安排在夜色中江面上的一叶轻舟里，他正在与韦夏卿对弈。风尘女子莲花家装饰着绣着神话传说的帘幕，以著名人物画像和诗人题咏所装饰的扇面，镶着玳瑁的漆器，名贵的古琴和笔墨纸砚。迎客会端上“茶汤碧绿”的香茶，饮宴时会摆满“精致的肴馔”。李益、小玉相会的场所以及小玉的家中，“具备了趣味高雅之士所向往的一切舒适条件：散步的花园、夏天的凉亭以及赏心悦目的花儿”（2006c：126）,以确保他们可以感受“鲜花、林木和自然之美”（2010：36）。文人们相约庆祝“花朝节”“郊野游春”，参加捕蝶之戏，并“作诗描绘最有益于邦国的植物”（2010：99）。这些描写呼应着《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中的文字，从器物、景观、习俗等角度描摹了一个充满雅趣的文化中国。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初露端倪。陈季同作为古老中国的公民，初见现代化、工业化的法国，“就像一个隔世的鬼魂所看到的那样”。但经过一系列浸入式了解，作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的“漫步者”游走于东西方、古典和现代之间，他对于现代化也进行了反思，“尽管西方很伟大”，但东方的缓慢是“深思冥想”的结果，而“与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相比，不加修饰的思想更有内涵”。（2006c: 5）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陈氏在包括《黄衫客传奇》在内的作品中对于中国社会的优雅化和古典化。同时，尽管鸦片战争后，法国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现实的负面报道，但在一些法国作家的创作中仍然沿袭着18世纪以来的“文化中国”形象。中国瓷器等居家装饰已经融入了法国文人的生活。19世纪60年代，随着德理文（Marquis d’Hervey-Saint-Denys，1822—1892）的《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和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的《玉书》（Livre de Jade，1867）面世，不少法国作家都表达了对中国诗歌的兴趣，这也强化了“诗意中国”的形象。陈季同一直以来致力于建立的茶香诗意的文化中国形象顺应了当时法国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是《玉书》的忠实读者，他就很欣赏陈氏笔下的中国形象，还曾经为陈季同的《中国故事》作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优雅诗意的部分也一直是陈季同自身更熟悉也更想要推介给法国读者的。《中国人自画像》和《吾国》都分别有篇章介绍中国的诗歌和文人生活，陈氏回国后自己就创作了三百余首诗歌，《学贾吟》中的不少即景随笔都能让人想到《黄衫客传奇》中对于西湖式南方风光的描述，颇有张岱等人的小品文遗风。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作者描绘的茶香诗意的文化中国与《霍小玉传》以及中国的现实相比存在着一些错位。作者把故事发生的场景从唐朝首都长安搬到了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并极力描写建筑之宏伟、国家之富庶、社会之安定。事实上，“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至于大历（……），逆臣之逆横已极矣（……）,邪臣之邪贪已极矣”。一开篇，陈季同就极力描写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并说其“始建于公元四世纪时的晋朝”（2010：3），而据考证，“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是明太宗朱棣永乐十年（1412）敕建”。继而，陈氏接着写道：“适逢帝国诸生三年一次的会试（……），一万余名考生还是会从十八行省以及中国最偏僻的角落赶来应试。”（2010：4）科举考试确实开创于隋唐，但会试制度却通行于金元明清，每三年在京师举行一次会试更是明清通行的做法。行省制也是元朝才开始实行的，内地十八行省更是清初施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李益、韦夏卿去莲花处饮宴中，莲花拿出烟草招待他们。而烟草也是到了明朝主要经葡萄牙人才传入中国的。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陈季同在设定环境时，主要立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南方。这是陈季同最熟悉的环境，除了欧洲，陈氏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南方度过的，他熟悉和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另外，《黄衫客传奇》和陈氏其他很多作品一样，最初是在报刊上连载的：1890年6月23日于《时报》（Le Temps）杂志上开始连载，至同年8月17日结束。作为报刊文章，陈季同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据各种设定，自然而然会从自己最熟悉的情况出发。同时，明清时期南方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繁荣的情景更能吸引法国读者，也更有利于作者达到自己创作的初衷：“面对专横的欧洲人对我们古老制度和习俗的蔑视，（……）自卫（……）试图破除偏见。”(2006c：2)因此，虽然陈氏对故事发生的环境做出的变异存在一些与事实的错位，但他正是这样“不由自主地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是可以“祈望所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原宥”（2006d：5）的。此外，这个茶香诗意的中国还时时闪现出西方影响的痕迹。作者在描写极具东方特色的器物与习俗的时候，时时不忘提出西方的参照。在描写李益的婚礼时，他说“在中国，也有我们的菲斯蒙和包喀斯式的婚姻生活”（2010：70），用《变形记》中这对夫妻的生活来映衬中国夫妻的相处模式。描写莲花家门帘上的燧人氏刺绣时，不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2010：8）。尤其是介绍莲花家的饮宴场景时，不论是对肴馔的描述，还是对席间活动的介绍，陈季同总不忘与欧洲的情况相比较。宴会上的肴馔很中国化，但对其描写的次序是基本完全按照西化的餐桌礼仪进行的。说到燕窝汤，他不忘指出“现在欧洲人也开始喜欢这道菜了”（2010：10）。读完整段描述，读者甚至会有他们在参加法式沙龙的错觉。再如，李益表示自己会态度谦逊，他说：“我保证会显得谦虚，就像这颗西番莲一样，把花朵藏在叶子下面。”（2010：32）西番莲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很少见，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中的形象。而作者对爱情场景的描述，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法国19世纪的情感小说，尤其是浪漫派的小说：崔允明在莲花家门口弹四弦琴；李益和小玉在池中睡莲点点、巨树掩映的花园中用眼神互诉衷情，甚至在钟声响起时拥吻，这些都是在传统的中国小说中不会出现的画面。而主人公追求“鲜花、林木和自然之美”（2010：37）也让读者不由自主联想到乔治·桑（Georges Sand，1804—1876）等法国19世纪浪漫派小说家笔下的描写。《黄衫客传奇》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的参照自然而恰如其分，这首先是因为陈季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有学者认为，清末到民国期间，一些“现代派文人”所奉行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称的单边的世界主义，他们进行的是一种想象中的与西方的对话。而陈季同作为成长在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晚清外交官，旅欧十数年，在欧洲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他在坚守儒家传统文人身份的同时，又饱览西方文化典籍，作为两种文化的参与者和“局内人”，他的创作并没有局限在简单的“自我东方化”的层面，而是一种基于比较的方法进行的现实的、有效的、双边的中西对话。同时，陈季同之所以投身文学创作，也是“一种迂回的策略，在不引起争论的前提下，以亲和的态度争取赢得对中国情调感兴趣的法国资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情感共鸣”。适当参照西方文化，可以帮助陈的目标读者——法国的文化阶层——更好地理解其笔下的中国。正是这种策略让陈季同的作品在法国文化市场赢得了一席之地，“人人都或多或少读过他的书”。三、情感丰沛、善良宽容的中国人
国民形象是构成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相比《霍小玉传》，《黄衫客传奇》对于人物形象进行了丰富和美化。蒋防笔下的李益“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见到小玉貌美，“解罗衣（……），低帏昵枕，极其欢爱”；得知与表妹卢氏定亲，他“逡巡不敢辞让”，并“远投亲知，涉历江、淮”凑聘财；而对小玉却“虚词诡说，日日不同”；最后，在小玉的诅咒下，对妻妾妄加妒忌，“备诸毒虐”，是一个典型的薄信寡义的负心汉。而《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是真诚而善良的，甚至颇有绅士风度。和小玉第一次见面前，他认真梳洗，“心中充满了快乐的期望”；见到小玉后，觉得“自己也得到一道闪电的回应”，这里使用了法语中对于一见钟情的表达。而发现小玉也钟情自己后，李益快乐激动，难以自抑；与小玉私定终身后，李益多次给母亲写信，请求与小玉结婚；收到母亲反对的信件后，李益认为要对小玉的幸福负责，与母亲斗争；要回乡见母亲时，李益仍然鼓足勇气打定主意要与母亲抗争；在经历祠堂暴风雨般的质问后，陈季同笔下的李益处于昏昏沉沉甚至失忆的状态，最后被骗与卢小姐结婚，还以为自己娶的新娘是小玉。李益无奈辜负小玉之后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感觉“厄运已经成为无可逃避的宿命”；小玉死后，李益以丈夫的身份为小玉举行了葬礼，他悲伤悔恨，最终也抑郁而亡。这里的李益是真诚地爱着霍小玉的，他们的爱情悲剧不是由主观因素而是由于客观阻碍造成的。当然，《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也有其弱点，正如李益梦境中的霍小玉对他的判断：“（他的）罪恶是出于懦弱，并非是出于故意。”通篇，作者一再借李益朋友之口说明其性格软弱，难以单独与母亲抗争。陈季同为李霍爱情设置的障碍是“孝”，而他在《中国人的戏剧》中，通过对《琵琶记》的评论阐明了孝高于爱情的观点；在《中国人自画像》中也明确表示：“真正的爱情会为了家庭的利益，最终，两害相权取其轻。”（2006d：42）《黄衫客传奇》中，李母、祠堂、孝道都已经被抽象化和象征化了，成了不可逾越的客观障碍，因此陈季同对李益更宽容，最终让霍小玉原谅了他，并通过死亡和他“一同去那无尽的乐土”。《黄衫客传奇》中的女性形象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纯真化，善良化，活力化，个性化。女主角霍小玉在蒋防笔下是通过巧言和唱曲取悦客人的妓女，初次与李益见面就“解罗衣”，并利用手段令其立下盟约；在李益背信后，小玉不惜化为厉鬼，恶毒诅咒李益及其妻妾。而陈季同笔下的霍小玉则纯真而自尊，她与李益是在媒人鲍夫人的介绍下，以结婚为目的而相爱的；两人情不自禁越雷池后，小玉感到害怕；小玉得知李益的背叛后，要求他们的朋友“不要再做任何争取李益的事情”，认为“这事关（她的）尊严”，而且“感到非常羞愧”；小玉在死前“已准备原谅这个罪人，幸福地结束生命，与她的情人和解”；在李益弥留之际的幻境中，小玉温情款款地微笑原谅了他。霍小玉的形象似乎与18、19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中的贵族小姐形象重合了，她纯真，勇敢追求爱情，自尊而又宽容。除了女主角，陈季同还在其他女性角色身上添加了不少笔墨。《霍小玉传》中“性便辟，巧言语”的鲍十一娘成了“有一段奇特人生经历”的鲍夫人。她聪明伶俐，足智多谋，是贵妇们的“家庭助手”；作为“姻缘代理”，她不仅有策略地促成姻缘，甚至成为了“新家庭的真正成员”。陈季同用整个第4章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媒人形象，她撮合姻缘是“一种快乐”，“是出于天性的善良”。她对霍小玉和李益的处理正好完美印证了这一点。李益开始找她介绍亲事，她劝李益先专心科考，中了进士之后再议终身大事；介绍之后，她很高兴“两个孩子在思想、感情、愿望上是那么融洽”；得知二人私越雷池，她“非常内疚”，“不希望看到不好的结局”；从两人“分开那一刻，她就在为他们的不幸自责”，她认为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深受打击；看到李益回来，鲍夫人异常惊喜，深信“一切都将好起来”；得知小玉的死讯后，她痛哭流涕，并安慰小玉的母亲。一位心有成算又善良负责的媒婆形象跃然纸上。陈季同认为：“（在中国人的婚姻中，）通常选择女方的事情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媒人并无利益，有时也促成良缘。”（2006d：23）另外，李益的妻子卢小姐从《霍小玉传》中一个面目模糊的名字变成了“可爱的护士”“温柔的妻子”。李益病中看到一位面容和善，有温柔凉爽的手的女子一直在悉心照顾他；等他清醒后，卢小姐说明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李益和霍小玉已经结婚，自己也是骗局的受害者；尽管李益一直深爱小玉，也得要承认新夫人“友好、善意、温柔”，作为妻子，她一直期望能通过关爱、温情和不断的爱的表露治愈丈夫内心的创伤；小玉死后，李益悲伤病重，卢小姐“毫无怨言地承受丈夫加在身上的一切痛苦”，善良而又尽责地照顾他。陈季同笔下的卢小姐是一位典型的东方贤妻的代表。陈氏在《中国人自画像》中写道：“月亮象征着女性（……）月光轻柔温和，能够抚慰痛苦的精神，平息心灵的激情。”（2006d：38）《黄衫客传奇》中其他的女性形象也基本上各有可爱之处。小玉的母亲郑夫人是一心为女儿考虑的慈母，开篇陈季同加入的人物风尘女莲花品位高雅，才华横溢……这些女性既聪明勇敢又善良多情，同时具有东方传统文学和欧洲爱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切美好品质。结语
陈季同笔下的中国人生活在恬静的环境中，“生活富庶，既满足又快乐”，“生活悠闲自在，拉丁诗人会说这是一种宝贵的中庸生活”（2006b：81）。与19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生活和谐：“在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其土地又总是肥沃的，生活在富足平静之中。在政府宗法制的统治下，在士大夫阶层明智的管理下，在平均主义的古老习俗中，它安享平凡的快乐与幸福，没有商业投机和危机，没有无产者和罢工。”（2006b：97）《黄衫客传奇》中的中国人与陈氏笔下一贯的中国人形象一致，情感丰沛，热爱诗歌和自然，生活充满雅趣，品质善良，既是茶香诗意环境熏陶的成果，也是文化中国形象有机的组成部分。1890年的法国《图书年鉴》称“通过阅读（《黄衫客传奇》）,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陈季同出于自身的文化积累和外交身份而选择塑造茶香诗意的中国形象，顺应了一些法国文人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在“世纪末”兼容并包的大环境中对于“文化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取得了相对积极的接受效果。部分参考文献
陈季同. 《巴黎印象记》. 段映红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a.陈季同. 《黄衫客传奇》. 李华川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陈季同. 《吾国》. 李华川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b.陈季同. 《中国人的戏剧》. 李华川，凌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c.陈季同. 《中国人自画像》. 段映红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d.李华川. 《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作者信息：赵玥，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领域：法国文学，中法比较文学）
本文发表于《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4年第1期，篇幅所限，本文部分参考文献和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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